1953年夏天，香港启德机场闷热潮湿股牛网，海风裹着汽油味钻进鼻腔。
跑道尽头，一架银灰色的道格拉斯包机低声轰鸣，螺旋桨一圈圈转着。
机舱里，几排木箱整齐码好，用粗厚的帆布裹着，角落处露出锈迹斑斑的铁扣，搬运工喘着粗气，小心地把最后两只箱子抬上机。
这些箱子看似平平无奇，实际上，每一箱都沉甸甸到极限，里面装着的是黄金，足足7.5吨。金条、金叶子、金元宝，还有镶嵌着红蓝宝石的首饰，被麻袋分隔装好，像等着过海的货物，却是一个人半生的积攒与整个省份的血汗。
坐在第一排的男人，西装笔挺，手边的皮包里放着美国入境文件和几本银行存折。
他沉默不语，偶尔抬眼看向窗外。
那是马鸿逵，曾经的宁夏省主席，权倾一方的“土皇帝”，也是让蒋介石又用又防的“西北四马”之一。
这趟航班的目的地，是美国洛杉矶。
对外的理由，是陪四姨太刘慕侠赴美治病，真正的原因，只有他心里清楚这一次走，可能就是永不回头。
十几年前的宁夏，表面上是边陲小省，实则是马鸿逵的独立王国。
省政府大楼里，他的办公室铺着进口地毯，墙上并列挂着蒋介石的肖像和他本人的照片。
每天清晨，卫兵列队站岗，侍从送来当天的公文、情报和各县上缴的银元。
他掌握着宁夏的军政、财政大权，修路、征税、兴学，都是他说了算。
百姓见他股牛网，低头鞠躬，不敢直视，军队士兵则以能在马鸿逵麾下服役为荣，哪怕是当个传令兵，也算是进入了核心圈子。
表面上，他爱好教育，奖学金资助了不少寒门学子，还修建公园、电影院；可暗地里，他大印“金圆券”，逼老百姓用银元、金饰换取，兑换率极不公平。
很多人一夜之间失去全部家底，金子进了他的库房，换回来的纸币却日渐贬值，沦为废纸。
这些金银珠宝，成了后来逃亡的“底气”。
马鸿逵之所以能在宁夏呼风唤雨，并非偶然。
他的祖父马千龄，在清末回民起义中劝降马占鳌，既保住了马家的兵权，也赢得了左宗棠的信任，被称为“良回”。
父亲马福祥更是老于世故，先后投靠袁世凯、冯玉祥，最终在蒋介石麾下站稳脚跟。
1892年，马鸿逵出生在甘肃临夏。
少年时，他进了甘肃陆军学堂，学射击、骑马、战术，也学会了军政的潜规则。
年轻时，他曾因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而被捕，靠家族运作才保住性命。
从那以后，他学会了收敛锋芒，把热血换成耐心和算计。
抗战胜利后，国共内战全面爆发。
马鸿逵表面上追随蒋介石，但在实际战场上动作迟缓，还与堂兄马鸿宾争夺兵权。
蒋介石开始削弱他的势力股牛网，把嫡系调离宁夏。
1949年，兰州战役爆发，马家军在解放军的攻势下迅速崩溃，溃兵四散。
马鸿逵弃城而逃，先去了重庆，又被安排到台湾。
然而到了台湾，他发现自己成了闲人，没有兵权，官职虚悬，随时可能被清算。
在台湾的日子，他越来越感到危机逼近。
他明白，对蒋介石来说，自己早已失去利用价值，留在身边只是个麻烦。
唯一的活路，就是带着金子走远。
他挑了个理由，就说四姨太刘慕侠“急需赴美治病”。
黄金分批运到香港，用货船、卡车伪装运输。为掩人耳目，他还在台湾刻意出席一些公开活动，制造安分的假象。
1953年初，一切准备就绪。
他和家人先飞到香港，住进九龙的豪华酒店，几天后登上了那架包机。
飞机冲上云霄时，马鸿逵没有回头，他知道，等蒋介石反应过来，自己早已在大洋彼岸。
初到洛杉矶，马鸿逵住进郊外的豪宅，买下大片牧场，养马、养狗，出行都是凯迪拉克和林肯。
他喜欢举办宴会，请当地华人和旧识赴宴，席间谈论宁夏的风沙、马家军的往事，仿佛还是那个权势滔天的省主席。
洛杉矶的阳光、牧场的青草味，让他短暂地忘记了失去权力的落差。
可这样的生活，很快露出另一面，奢华意味着高额开销，投资失误让财富不断缩水。
不到十年，那7.5吨黄金已经消耗殆尽。
牧场卖了，豪宅换了主人，凯迪拉克也不见踪影。
家里的儿女为剩下的财产争得不可开交，姨太太之间冷嘲热讽。
往日的“宁夏王”，此刻只能靠变卖家当维持体面。
他开始搬家，生活一缩再缩，身边的随从和仆役一个个离开。
在异国的华人圈，他的名字慢慢被淡忘。
六十年代末，马鸿逵病重，常年在医院。
他喜欢让护士推着轮椅到花园尽头，那里可以看到一片空旷的天空。
他总是盯着东方出神，有时会低声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死后要葬在中国的土地上……”
1970年1月14日，他在洛杉矶去世，享年78岁。
遗体被送到台湾，安葬在台北回教墓地，离宁夏，依旧万里之遥。
那7.5吨黄金，换来几年虚假的安稳，却换不回家乡的一抔黄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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